好诗词的六个标准

好诗词的六个标准

一首好诗，无外乎以下六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就是“格律严谨”。

第二个标准，就是“语言清通”。

第三个标准，就是“形象典型”。

第四个标准，就是“章法严密”。

第五个标准，就是“境界高尚”。

第六个标准，就是“风格鲜明”。

第一个标准，就是“格律严谨”。

       格律是我们学诗的第一道门槛。写诗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通说最难的是格律。有的研究了三年五年甚至十来年，就是过不了格律关。其实，格律是诗的第一道门槛，它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游戏规则”而已，还谈不到艺术上来。打个比方，就像下象棋，马走日、象飞田、炮打隔山、车杀一线，这好比是象棋的“格律”。可是你会了这个规则以后，离下好象棋还远着呢。总觉得很难。咱今天讲课一起过格律关，听完后自己复习两个小时，看过得了过不了。

      现在我们来检验一下：七律第三句平平仄仄平平仄，你们说第四句应该是什么？马上就答上来了；仄仄平平仄仄平。接着问第五句、第六句，第二句、第一句，都能答上来吧。这就可以过关了。格律问题，稍稍沉下心来，一般有四五个工作日，就能全部过关，有些基础且思路敏捷的人，一两个小时就能过。初学的诗友对格律有一个误解，往往注意古人的出律现象。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不”字就出律了；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陆游的“一生报国有万死”，一连五个仄声，肯定出律。既然古人可以出律，我为什么不能出？于是就对格律不那么讲究了，学了三年、五年，还在原地徘徊，进入不了诗词的氛围，古人的出律，仅仅是我们看他出律，二纪的人看唐朝人的格律，拿现代人所了解的格律去衡量唐朝的诗人，很可能会看不准。我们觉得出律，唐朝人很可能不认为是出律，或者别有说法。所以说这是一个误解。打个比方我们现在是一夫一妻制，而唐朝是一夫多妻制，如果用现在的法律去衡量唐朝人，他们不就都成了犯“重婚罪”的“罪犯”吗？这样看问题，显然不合适。入声字大家在学对联时都有接触了吧。“野火烧不尽”，“不”是入声；“南朝四百八十寺”“八、十”是入声；“儿童相见不相识”，“不”是入声。 以“入”代“平”，这些都不是出律或拗句。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些是当时允许的体式，崔颢的《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不复返”、“空悠悠”，不对仗，平仄也不对，词性也不对。可是崔颢的这首诗被认为是唐诗第一律。你说古人怎么能把一首出律的诗捧为第一律？我们不了解古人、其实，在唐朝时，这种体式是允许的，是合律的。律诗中如果第三联是一个工对，那么第二联就允许半工对。我们看第三联：“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是一个工对。而第二联就允许半工对，“白云”、“黄鹤”对上了，“一去”，“千载”对了一半。“不复返”、“空悠悠”不对了。我们再看杜甫的《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小儿女”和“忆长安”明显不对仗。但你看第三联，“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工对。有了第三联的工对，第二联允许半工对。“遥怜”、“未解”对上了，“小儿女”和“忆长安”就不对了。这种体式是当时允许的，不算出律。

      古人出律的原因大概有十来种：以“入”代“平”、当时的体式、古诗的残余、律绝形成期中的一些未成熟现象、还有是有意的突破。“八月湖水平”、“一身报国有万死”这都是有意突破，即常说的“不以辞害意”。当然确实也有不少就是出律。所以，对古人出律要有分析，不宜简单地说是出律。即使古人出律，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原谅自己。古人出律是谙熟格律，得心应手之后，是在创作中出律。而我们是在学习格律阶段，这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如果说你成了大师，出律了可能没人计较你，你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出，什么时候不该出，该怎样出，不该怎样出。现在学习阶段，一定要过好格律关。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新兵入伍要立正稍息。你不能说，你看我们军长怎么不立正稍息呀？你看那位将军怎么不立正稍息呀？其实军长、将军当兵时都是严格训练过来的。这不能比，一比就把自己学诗的进展耽误了。

       再一个，古人诗的流传，不是以出律而流传，而是以好诗而流传。即使是好诗，出律也是瑕疵，而不是亮点。你要光学古人的出律，那就学偏了。格律不仅仅是形式，它还有内涵，有它的作用。格律是引导我们进入古典诗词氛围的一个向导。格律是古人把汉语音节的音乐美发展到极致所形成的规律。经过千百年的研究，古人认为汉字音节这样排列是最美的，它对音乐美的调动是最充分的。

第二个标准，就是“语言清通”。

      诗对语言的第一个要求，是把诗的语言写的通顺，叫读者一看就明白，引导读者顺利的进入你的审美思维。刚才我们说，格律还未进入艺术领域，语言已经进入艺术领域了。语言既是技术，又是艺术。对语言的要求很多，语言清通是第一位的，是最基本的要求。为什么呢？读者和作者的交流主要是通过文字，看了诗以后，他不能当面问你，你也不能立刻解释。所以对语言清通的要求就更高。一句诗几个字就能把你的思想感情、要说的事，完整的传达出来，不能叫读者误解、走岔路，这是我们语言上的功夫。有些诗友写的诗，他自己很清楚，但读者不清楚。我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思生造出一个词来用在诗上。这种词你自己懂，别人不懂。有些大诗人他生造词，像苏东坡、鲁迅，生造了好多词。但他是语言大师，他造了以后被社会所公认。而我们呢？没这个水平，造的词不为社会理解和公认。这个问题挺不好说清楚。你要创新，肯定不能总用老词，得用新词，可是要用新词，就涉及到生造词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理论能解决的问题，须要靠我们创作实践来解决，靠提高语言能力来解决。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个诗友寄来一首诗，是给他九十五岁的祖母写的一首祝寿诗：“祖母生宣统，今年九五尊。”他的意思是说我祖母生于宣统年间，今年九十五岁了。但是大家一看这首诗就都笑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为什么呢？“祖母生宣统”，祖母生了宣统皇帝，是皇太后。不但是皇太后，“今年九五尊”今年又当了皇帝，成了“九五之尊”。显然他的本意不是这样，可写出来却差了这么多。不要以为你说的话挺明白，写的诗就不会有问题，语言问题一定要当回事。还有一位诗友写过这样的句子：“舟车卧海南，鸭香贵转馒。”什么意思呢？“舟车卧海南”是说，坐着船，坐火车并且是卧铺，到了海南岛。“鸭香贵转馒”是说，下车后饿了，看见路边烤鸭特别香，一问价钱，很贵，买不起，转身买个馒头吃了。他想的是这个意思，他自己很清楚，可是读者谁能理解清楚呢？再说一首诗，标题叫“澳门回归”。我看诗的内容不是写澳门回归，于是打电话问作者：你这也不是写的澳门回归呀！他说：“怎么不是呀，我就是写澳门回归，我刚从澳门回来。”他从澳门回来，是他回归，不是澳门回归。他是很清楚：我从澳门回来了，不就是既回又归了吗？这是个语言的水平问题，是功夫，大家不要小看。为什么说鲁迅是语言大师，他在语言的运用上，又新鲜、又有趣、又精确，又被大家所接受，那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我们做不到大师那样，但要做到清通、明白、不让读者走岔路，走迷宫，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对我们写好诗的基本要求。还有一个是对朦胧诗的误解：特别是二十世纪最后这几年，说诗要写的朦胧，谁也看不懂才是好诗。把朦胧诗理解为谁也看不懂，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朦胧诗的朦胧不是表现在词句上，而是表现在意境上，可以有多种理解，给读者创造想象的余地。西方有句话叫做：“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就是说，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一百个人看了以后，就有一百个不同的理解。字句上朦胧，云山雾罩，谁也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那不叫朦胧诗。 李商隐是我国朦胧诗的鼻祖。他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看表面上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哪个字，哪个词“朦胧”呢？  蚕吐丝，吐到死才吐完。蜡烛滴泪，滴蜡油，什么时候蜡烧光了，泪才滴完，都是非常明白晓畅，没有丝毫的朦胧感。但是，它的意思，它传达的感情，是不确定的。有人认为是爱情诗，在爱情上不大顺利，“丝”的谐音是“思”，相思的“思”，“泪”的谐音是“累”，吃苦受累的“累”，为相思所累，这样理解可以，完全讲得通。有人认为是官场失意，李商隐因陷入党争被贬，竞争失利，只剩下了“丝”和 “泪”，这样理解也可以。有人说是友情诗，跟朋友的关系出了毛病，也可以。  所以，背后的含义，要传达的感情，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这是朦胧诗的本质特征。千万不要认为把诗写得谁都看不懂就叫朦胧诗，那是对朦胧诗的一种误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双关语”。“双关语”跟“歧义”是两回事。“歧义”是读者理解不出作者的原意，却理解成了另外的意思，走到岔路上去了。就像“祖母生宣统”一样。而“双关”的两层意思都是作者想说的，表面一层意思，通过某种关联，背后还有一层意思，这叫“双关”。如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那个“晴”字，就双关了。这个不用多说，大家都清楚。诗的语言要清通，就是不能让读者的理解产生歧义。不能让读者走岔路，把你的意思理解错了，不要让读者走迷宫，转来转去不知你在说什么。关于语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古人的语言的继承（其中包括形象，不仅仅是语言）。现代语言、现代社会生活还没有完全融入诗词语言库里来。什么原因呢？我想，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生活发展太快，诗人创作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像唐宋时期，千百年一直是牛耕人种，没什么大的变化。“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唐朝时这样，到了宋朝还是这样。而现在就不行了，今年是“田夫抛秧田妇接”，几年后就是插秧机，再过几年就是雇人插秧了。自己坐在稻田边上，吃烧鸡喝酒，有人用机器帮你插好了。变化太快了，这是一个原因。我们现在诗词语言仓库里面的零件，大部分是唐宋的零件。1997年香港回归时，有一首诗，写解放军进驻香港是“饮马香江”。有诗友就提出反对意见：解放军并不是骑着马进的香港，你们这不是歪曲历史吗？他说的这个也有道理，解放军确实不是骑着马进的香港。  但是，诗并不是历史纪录，不是新闻。你不让他“饮马香江”，说“坦克进香江”、“装甲车进香港”，这很难融进诗里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还没有出现足够数量的语言大师。这是个时代问题，是历史问题，这个不多说了。

对古人的语言，大概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完全可以照搬，它的生命力比较强，没有时代的局限性，完全被现代大众所接受。比方说“剪烛夜话”“破釜沉舟”。

      第二种是属于半可用，有限制的使用。比方说“陛下”这个词，在中国没有陛下了，可是在外交上，对日本天皇、英国女王还是要称陛下，这是特定的外交语言，叫做有限制的使用。

      第三种是已被历史、被时代淘汰了，不可用了。我收到一个女诗友写的诗，他自称“妾”。古代女人自称妾，是谦称，不是说自己是小老婆。现在要自称“妾”，太陈腐了，也没有必要。这类词已经死亡了。男人自称“仆”，自称“在下”，这些我看可以不用。总而言之，对古人的语言，大概有这三种类型，即可用，半可用，不可用三种。但这也没什么量化的标准，大家可自己掌握。语言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清通明白。不可以有岔路、迷宫，不要以为自己明白就了事，要让读者明白。这是诗的语言最基本的原则。诗的语言还有艺术上的要求，我们以后再探讨。

第三个标准，就是“形象典型”。

       形象完全是艺术领域的东西了。诗的艺术创作主要靠形象思维抒发感情，这是诗词的审美特征，本质特征，它是以形象思维（艺术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我们把凝注了作者思想感情的形象称为“意象”。诗词里的形象，严格说来，都应称为意象。为了通俗简便，我们习惯于拿形象说事。关于诗词对错的问题，好多诗友考虑过多，耽误事。诗词它不是说明书、操作手册，一般来说，没有可直接操作的实用价值，而是通过艺术的形式，使读者悟出一定道理从而去规范自己的行为。比方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如果农民说“锄禾日当午”，看看表，中午十二点，咱们去锄地吧！这可能吗？没有哪个农民偏要在中午去锄地，但是诗却要这么写。你不能说“早晚来锄地，中午歇个晌”，这就不是诗，而是“工作安排”了。所以，诗词艺术不可抽象论对错，而是以意境论高低。用形象表达自己的感情是诗词艺术的特征。给大家举个例子，唐朝诗人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大家都很熟悉。这首诗告诉我们一个写诗的诀窍。什么诀窍呢？那就是一定要用形象来传达自己的感情。你看他写一个新媳妇问丈夫画眉深浅合时不合时，时髦不时髦，但我们看诗的题目是“近试上张水部”，是给考试官张籍写的，跟这个新媳妇毫无关系。他是想请考官张籍指点一下，自己的文章有何得失，有何缺陷，是问自己的文章“入时无”。朱庆余是来参加科举考试，但他一字不提文章，而是通过一个新嫁娘的形象来传达自己的真实感情。这才是作诗的正道。这首诗家喻户晓，我感觉对我们诗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大家可以把它当作座右铭，每次写诗时读读这首诗。想到应该通过形象表达自己的感情，不要直言其事，不要贴标签，而是要把自己的感情灌输到所创造的形象里面去。这是诗词艺术创作的特征，也是我们终身追求的，永不满足的，永无止境的。形象创作可以分多类型，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一是人象。这个用的最多。“洞房昨夜停红烛”就是人象，一个新嫁娘的形象。

      二是物象。李贺《马诗》：“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这就是物象。物的形象，也是大量作为诗人抒情的寄托。

       三是景象。如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完全是一个风景的画面，是景象。这个也比较多。诗人往往不是只使用一种形象，大多是人象、物象、景象兼而有之，结合使用。

       四是心象。心理形象，没有人物、景物，只是心理描写，用心理形象映射出人物的形象。李益《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是写一个少妇的心理状态。还有“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这也是心理形象的描写。

       五是事象。写一件事，其中人物的形象不太明显，只是一件事的过程。这在律诗中比较少，在古风里比较多。杜甫的《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这首诗写待客的经过，有池塘、鸥鸟，开门、扫地，没有好酒好菜，找邻居老头陪客一起喝酒，这么一个过程。这种叙事诗在律诗中是少有的。杜甫的这首诗还有一个特点：主人公不出现。《客至》从头到尾也未见到这个客人。前两句是环境，三、四句是迎客活动，五、六句是在菜桌上吃饭，最后两句是请邻居老翁一起喝酒。而客人是谁，什么样，始终未见着。

      六是暗象。就是诗里好像没有什么明确的形象，但给人的印象非常清晰深刻，我们称其为暗象。如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她这是歌颂项羽的英雄气概，而不是对项羽人物形象的描写。但在读者面前，项羽的高大形象却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种手法我们称暗象，这是一种较高的艺术手法。

      七是群象。一首诗里，不是一个形象，而是好多个形象形成一个整体，共同传达某种感情。李商隐《无题》：“东风”、“百花”、“春蚕”、“蜡炬”、“晓镜”、“云鬓”、“月光”、“蓬山”、“青鸟”，用了好多形象。

       形象和感情的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一般来说，一个形象可以表达不同的感情，一个感情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形象。对我们来说，只要选择你最熟悉的、感触最深的形象就可以了。比如月亮。月亮是古人常用的形象，但表达的感情却是千差万别。李白说“疑是地上霜”，这是一种感情；他又说“小时不识月，呼做白玉盘”，这又是另一种感情；他还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你看，他又和月亮跳起舞来了。到了苏东坡，他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又与李白的感情不同了； 而辛弃疾的“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感情了。

第四个标准，就是“章法严密”。

      诗要有布局，要有结构，要有开头结尾，起承转合，过渡照应。这跟作文一样，要安排好它的结构。因为诗比较短小，起承转合挺紧凑，挺叫劲。要通篇考虑，要有一个展开逻辑。一般来说，是按照一定逻辑展开，或者说，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或按照空间目力所及。比如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由近到远，有条不紊。从全篇来看，由情到景，由景到情；由古到今，由今到古；由实到虚，由虚到实。在逻辑上，在章法上，安排要紧密，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东说一句，西说一句。逻辑的严密能增强诗的表达力。一般来说，按照一定的逻辑展开是常用的方法。有的诗词大家也能不拘一格，比如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这是说眼前的情景。“往事知多少”，一下子回到了过去。“小楼昨夜又东风”，又回到了眼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又回到过去了。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跳跃，这是艺高人胆大，一般初学者不宜采用这一方法，大幅度跳跃，难度太大，不好驾驭。这个方法，看起来好像不遵守逻辑，其实他遵守的是艺术的感情逻辑，不是一般事物的常规逻辑。

第五个标准，就是“境界高尚”。

       境界是诗的最高层面——精神层面，它是从诗词的语言、形象、章法诸方面所提炼出来的精神成果，是诗词所反映、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我们一般可以把诗词分为三个层面，基础（技术）层面、创作（艺术）层面、精神（哲学）层面。格律属于基础层面，语言贯穿于三个层面，形象、章法属于艺术层面。我们写诗要交流，要影响读者。因此，诗里表达的感情应该是健康、积极的，应该是与民族、与人民大众相通的感情，而不要把自己小我的喜怒哀乐写的太多，太过分。一定要把小我融入大我，你的感情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有价值。这种感情的境界，没有对错之分，却有高下轻重广狭久暂之分。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确实是一个美的境界，但是仅仅靠这样的诗句，杜甫能成为诗圣吗？显然不能。  他之说以被称作诗圣，靠的是“三吏”、“三别”、“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羌村三首”、“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等这些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大气磅礴震撼人心的诗篇。诗是要表现真情实感的，只有真情实感，才能令读者产生刻骨铭心的动人效果。但是不能说，只要是真情实感就足矣了。真情实感须要升华，需要提高，提高到到民族、人民大众的感情上来，提高到高尚、健康、高雅的境界中来。

      陆游给他儿子的诗中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诗外工夫是什么？其中一个就是提高自己的人品，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诗品，才能写出高境界的诗，才能写出令人感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再过三百年、五百年人们都会阅读传诵的作品来。

第六个标准，就是“风格鲜明”。

      不过，这是指成熟的诗人。今天所讲主要是针对初学写诗的诗友，包括我在内，大部分人还没达到成熟阶段。所以我愿与在座诗友一道，多读多练，精益求精，逐步提高，逐步进入成熟阶段，形成自己诗词创作的独特风格。风格也是判断诗的一个标准，它是诗人艺术成熟的标志。

      概括地说，如何写好诗，大体上是这么六个标准：格律、语言、形象、章法、境界及风格。这六个标准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而分成六个侧面，而且他们是互相渗透、互相贯穿、互为依存的条件。诗无达诂，没有标准答案，说是标准，也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实际上只是一个思路的参考而已。

       有没有这个参考是大不一样的，有了这个参考，写诗、改诗、读诗、谈诗，总算是有个着落，有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拐杖”，这就可以增加自觉性，减少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