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之简说》 作者/​康丕耀

《赋之简说》

康丕耀

     赋，本为《诗经》“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之一。当然，“六义”之“赋”，与我们所言之“赋”，其含义已不尽相同。后经演化，兼有囗诵与铺陈二义，并吸收、融合《诗经》《楚辞》、诸子散文、纵横家言说、优人俳辞之文法及特点，成为一种亦诗亦文，又非诗非文的特殊文体。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知》，宋玉《风》《钓》，爰赐名号，与诗画境……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据此可知，战国之末，赋于诗文中独立而出，渐成新兴之文学体式。                                       

     如上所述，赋是一种介于诗与文之间的“不歌而诵” (因我国古诗词，可诵之，可弦之，可歌之，可舞之，而赋是与音乐脱节的，故有此说) 的特殊文体。它发轫于先秦，发展于两汉，转形于六朝，繁盛于唐宋，延续至元明清。其或设辞问答，或韵散相间(或曰韵散结合)，或强调铺陈，或属对精工，或注重体物(描写)，或讲求华美，使其自成面貌，独具一格。                  

      按其不同特点，赋主要分为古赋、俳赋、律赋和文赋四类。古赋，一般指汉赋或具有汉赋特点之体式。由于两汉统治阶级鼓励乃至奖励士人作赋，所以汉代是赋作(尤其是散体大赋)高度发达的时代，不少作品的主要内容是描写帝王的贵族生活，往往极力夸饰宫室、田猎、声色与犬马之盛，虽有讽谏，但多成渲染。夸张、类比、铺张扬丽，为其重要特点。因竭力追求华丽，过分堆砌辞藻，反成为其一定之不足。汉赋的名篇有: 贾谊《吊屈原赋》、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东方朔《答客难》、司马迁《感士不遇赋》、王褒《洞箫赋》、扬雄《甘泉赋》、《羽猎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马融《长笛赋》、蔡邕《述行赋》等等。俳赋，又称骈赋，由汉赋发展和演化而成。它产生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讲究对偶工整，追求辞采华丽，注重音律协和，并出现了属对精工，讲究平仄的四、六对。汉大赋式的宏篇巨制，此一时期已不再是主流。俳赋的名作有: 鲍照《芜城赋》、江淹《恨赋》、《别赋》、沈约《丽人赋》、谢庄《月赋》、庾信《哀江南赋》、《春赋》、《灯赋》、《对烛赋》、王勃《滕王阁序》等等。律赋，是隋唐科举考试之产物。于精工之讲求达于极端，对音韵之限制更属空前。论其体格，脱胎于俳赋。由于重平仄，讲韵数，限次韵，故而去古意已甚远。因限制过多且过于严格，唐宋两代之律赋创作几无佳作，然翰林学士白居易等人确为律赋高手。文赋之产生，缘于唐宋古文运动之开展。因其打破了俳赋、律赋，在骈偶、用韵上之限制，文法与句式更趋于散文化，故有此谓。它虽也用骈偶句，但基本上出于表达之需要，因而避免与杜绝了堆砌辞藻之形式主义文风。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醉翁亭记》、苏轼《前赤壁赋》等，为文赋之千古名篇。            

    以上按不同体裁分门别类所列举的这些辞赋，其实只是中国历代赋作中的一小部分。一些赋作亦古亦骈亦律亦散，很难准确而清楚的划归某一类别，有些作品更是骈中有散，散中有骈。连极力反对骈体的散文大师韩愈，在他的名文《进学解》中，也写出了“《春秋》谨严，《左氏》浮夸; 《易》奇而法，《诗》正而葩” 这样的，类似于骈体的句子。我们不妨再笼统的列举一些名赋，因为这些赋作，曾影响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其中有: 宋玉《高唐赋》、《女神赋》、《登徒子好色赋》、淮南小山《招隐士》、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祢衡《鹦鹉赋》、嵇康《琴赋》、张华《鹪鹩赋》、潘岳《西征赋》、《秋兴赋》、左思《三都赋》、郭璞《江赋》、陆机《文赋》、木华《海赋》、孙绰《游天台山赋》、陶渊明《闲情赋》、《归去来兮辞》、庾信《小园赋》、《枯树赋》、范仲淹《秋香亭赋》、元好问《秋望赋》、曹雪芹《警幻仙姑赋》等等。

     纵观这些赋作，形式多样，题材丰富，辞采华丽，才情卓绝，或抒家国深爱，或颂山川壮美，或写羁旅乡愁，或感怀才不遇，或描女性姿容，或书人神相恋，风霜雨雪，花草树木，无所不包，无所不赋。一言以蔽之，“赋者，铺也;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主情者宜歌，故成诗; 感物者宜诵，故为赋。赋以其独立而特有之体式，雍容而典雅之气度独步文坛，历经两千余载而兴盛不衰，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之影响。纵观历史，赋之发展与演进，多与当时之文化大势密切相关。骈赋之兴，其源多在骈文之盛行; 律赋之兴，其源多在律体之盛行; 文赋之兴，其源多在古文之盛行。科举考赋，更使士子作赋，盛以千秋。故而，作赋之优劣，一度成为千百年来，衡量和体现一个文人学士的学识与德才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