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脉搏与诗歌的生命力——从一句小诗“振奋诗魂入国魂”说开去　文／王德林

时代脉搏与诗歌的生命力——从一句小诗“振奋诗魂入国魂”说开去

王德林

　　笔者不是诗人，但也写点小诗。记得去年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振奋诗魂入国魂。”写后却引起我的深思：“诗魂”，“诗魂”是什么？“诗”真的有“魂”么？凡“诗”都有“魂”么？“魂”者，“生命”之本也。人而无魂则死，民而无魂则靡，国而无魂则亡，诗而无魂又当如何？人们常说，写东西要有生命力，这是很有道理的。《国歌》中的“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让我们感觉到的是民族的尊严和烈士的坚贞；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让我们听见的是爱国诗人的呐喊；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让我们看见的是忠臣烈士的筋骨和丹心；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挺起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陈毅元帅的“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就是老一代革命家为救国救民而视死如归的精神写照；“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毛泽东这震撼人心的诗句，更是有着感天动地、万古不朽的生命力！李白、杜甫的诗歌，苏轼、辛弃疾的词章，如果没有灵魂，没有顽强的生命力，怎么可能传颂千年而常新？从这里我悟出一个道理：诗歌有灵魂有生命，就一定要有血有肉，有筋骨有脉搏，甚至有脊梁有肝胆，这样才构成一个挺拔伟岸的完整形象。如果只有干瘪瘪的几条筋，如果只有敲得当当响的几根瘦骨，如果严重贫血，而没有一点鲜活的血肉，那么“灵魂”恐怕早就离它而去，“生命”也早已不复存在了。“魂”之不存，“命”何有哉？这样的所谓“作品”，“味同嚼蜡”、毫无生气，有什么价值、又有谁会去看呢？

　　毛泽东在《致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笔者以为，形象就是生命，有“形象”就要有“灵魂”、有“生命”。毛泽东诗词，就是“形象思维”的代表，给我们现代写诗的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你看：“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作者青年时代为救国救民而奋发努力的鲜活形象不是就在我们眼前么？“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红军战士奋勇杀敌的英雄形象不是活生生的么？“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敢于战天斗地的形象不是非常感人么？在毛泽东诗词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毛泽东诗词之所以脍炙人口，所以人人皆知，所以传颂不朽，不仅仅在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里有诗人的人格魅力，更多的是因为毛泽东诗词扣紧了时代脉搏，真实地记录了工农大众的战斗生活，用“我”的心驱动“我”的笔，写“我”的所见所闻所感，熔铸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具有宏大的历史气魄和鲜明的时代色彩，是中国革命的真实记录和不朽史诗，所以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

　　那么，“诗魂”和“国魂”是什么关系呢？这里让我想起郭沫若1953年4月，在杜甫草堂题写的一幅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在国家危亡之时，“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就是国魂；在人民站起来了的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国魂。“诗魂”就在“国家兴亡”、“民族盛衰”和“民生福祉”之中，“诗魂”与“国魂”不可分，与“民魂”同样不可分。古人的悯农诗反映的是民间疾苦，边塞诗反映的是屯垦戍边，可为例证。当然，这是从政治角度说的；还有一个艺术标准。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不是很美么，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不是历来为人们所喜爱么？这也是不可或缺的。

　　怎样才能写出有生命、有灵魂的作品呢？如果说，主题是作品的灵魂，那么，素材就是作品的血肉，而采用诗、词、曲的体裁形式，只能是作品的骨架和躯壳。选择题材要以主题为中心，具体写作时也要用素材为表达主题服务。我们的目的是积极向上的，既要使灵魂鲜明，又要使血肉丰满，两者密不可分。为什么人有生命，而人写出来的东西却没有生命呢，这是无法想象的？肉体在活动，灵活、复杂、多样性，而灵魂又总是一切活动的主宰，崇尚真理，坚定不移。一下笔就要紧紧抓住主题，应该这样来理解为主题服务的意义。相传晋朝有个博士，有人请他写卖驴子的契约，他洋洋洒洒“书卷三纸，无一驴字”，这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为作家所不齿，同样为诗人所淘汰。诗的题材来源于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有多么丰富多彩，题材也就有多么丰富多彩，因此不愁没有可写可讴、可歌可泣以及可讽可谏的内容。运用20个字（五绝）、56个字（七律）或者100多个字（词牌、曲牌），来表达一个完美的主题，写出一篇有形象、有灵魂、有生命的作品，这就是诗人的责任。

　　怎样选择主题？毛泽东在《致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说：“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阶级斗争”现在不提了，但生产生活还在继续。我们应该遵循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当好铸造灵魂的工程师，努力运用好古典诗词的旧形式，用崭新的内容为新时代服务，使我们的作品像天上的阳光和春季里的清风一样，启迪思想，温润人心，陶冶人生；震响爱国主义的主旋律，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创造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诗词歌赋，以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和人生。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古典绝不能要”，我的理解是：在现代，在新的诗体没有形成以前，我们还不能把古典的诗词格律和词牌、曲牌都抛弃掉，在现在，它们还可以“旧瓶装新酒”，还可以“古为今用”；但对于古典中已经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就一定要弃之不用。“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不禁让人想到所谓《平水韵》，它的生命力还有多长呢？从它的形成到现在已有千年左右的历史，而这千年来语音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现在普通话已经普及，为什么还要死守着《平水韵》不放呢？目前虽然采用双轨制，但用汉语拼音的四声（即新声韵）代替《平水韵》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人会永远抱残守缺。新体诗歌形成之日，就是《平水韵》消亡之时，这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一条，那就是要想使自己的作品有生命力，首先必须是自己使用的语言、文字有生命力。古代的已经死了的东西，我们绝不能再捡起来，并且当成宝贝。毛泽东为陈毅改诗，用的都是尽人皆知的物体来作比兴，用典毫无痕迹：“鹏翼展”用的是《庄子·逍遥游》中的故事比飞机，但这里谁能觉得是在用典呢？用“鸟途”来比喻飞机的航线，再形象不过；更有神奇的，以“酒”和“葱”这两种日常见惯的“物”入诗，用“千钟酒”比喻大海，“万仞葱”比喻高山，谁能说这不是神来之笔呢？但我们有些人，本来生于现代，用字却尽量简古，甚至“生造除自己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鲁迅语），却自鸣得意、甘之如饴。有一位老同志，在他写的诗中用了“牛膏”二字，编辑部同仁谁也不知“牛膏”为何物。一问才知是指“牛屎”！这恐怕比说飞机为“铁鸟”还要可笑！我们的古人就已经十分注意用语的通俗，用字的讲究，“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因为通俗形象才成千古名句；白居易的诗歌被称为“白俗”（通俗）、“白俚”（用俚语），所以“妇孺皆知”，传为美谈。今天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学习和借鉴呢？难道我们连古人也不如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国魂是诗魂之本，民魂是诗魂之源。古人不是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么？在今天，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诗”所“言”是救国拯民、兴邦济世之“志”，“歌”所“咏”是老百姓喜怒哀乐之“言”，“声”所“依”是人间国计民生之“咏”，“律”所“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声”。只有与人民息息相关，血肉相连的作品，才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放眼世界，应该写五洲风云；立足内蒙古，应该写草原文明；牵心民生，应该写万家灯火；携手社区，应该写幸福家园。当然并不是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有灵魂和生命：封建性的糟粕必须扬弃，资产阶级的情调令人作呕；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东西没有价值；无病呻吟、装腔作势的内容应该厌弃。所谓“朦胧诗”只是个别人手中的玩偶，所谓“荒诞诗”更是少数人的夜半梦呓。这些都因为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最多只能气息奄奄、苟延残喘。盛世人间丰富多彩的生活是诗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只有广大工农兵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才有灵魂和生命。时代的脉搏在跳动，时代的旋律在震响，写时代，写民生，写盛世，这才是现代诗人的价值所在。